很多人认为,因为中土官府长期实行政教分离政策,又早就确立了儒教统治体系,其他外来的或者自产的宗教体系无法在中土与儒家思想相抗衡,而只能选择依附于儒教发展,而且汉人重实际,少有人为宗教这种虚无的东西拼命,所以中土自古没有宗教战争。

吕布对此轻晒道:“那黄巾起义、白莲起义、方腊起义、太平天国、义和团起义算什么呢?”

从宗教角度,黄巾起义的实质是道教的分支太平道跟儒教的战争,白莲起义同样是佛教的分支白莲宗跟儒教的战争,方腊起义则是外来的摩尼教跟儒教的战争,太平天国则是本土化的基督教跟儒教的战争,义和团起义则是本土宗教义和团跟外来天主教的战争,更不用说从南北朝一直蔓延到清朝的佛道两教之争,又怎么能说中土自古没有宗教战争呢?!

吕布对此只能说:“尽信书不如无书!”

细数这些宗教战争,给中土带来了数次生灵涂炭,因黄巾起义、历次白莲教起义、太平天国等宗教战争而死伤的汉人不计其数,其中因太平天国而致汉人死伤近一亿多人。

吕布推想,若是大汉民族有统一的稳固的宗教信仰,这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。

在后世有人设想过,若汉人以儒教为统一的稳固的信仰,会如何如何,或者以道教为终极信仰,会如何如何。不可否认,除了那个舶来的极端不靠谱的佛教外。儒教、道教在汉人的信仰世界里都曾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力,可惜它们各有各的致命缺陷,都不足以成为终极信仰。

汉兴以后,上层崇尚黄老之道,无为而治。汉武帝之时,无为变成有为。当此之时,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。将儒家学说推崇为正统意识形态,学者只准研究儒家经典,博士学位只设“五经博士”,做官只从通晓儒家经典的人中选择。这样一来,谁都明白要有前途只能研究儒家学说,儒家学说就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,特别是隋朝开始的科举取仕制度后。历时一千多年,儒家学说与**皇权互相依靠,排除异己,其他意识形态就更难与争锋。

但是,儒学本身是不能变成宗教的,因为儒学本身提倡“入世”。儒生通晓儒家学说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精神上信仰上获得满足,而是为了获取一个进身之阶,从而影响当政者,达到内圣而外王的境界。官府从儒学者中取仕,当官的辉煌前途及俗世的幸福吸引力消解了儒生在精神领域的追求。儒学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—努力为统治阶级服务。儒家提倡祖先崇拜,并且规定了一套宗法礼教。这一套类似于原始宗教的东西受到皇权的支持,作为了宗教的替代品,在汉民族中筑起了一道抵御其他宗教的防火墙。

道教也曾被某些朝代封为国教,但就道教的思想和表现来说,它不仅没有完胜儒教、佛教,反而一直被儒教、佛教压制着。

曹操、曹丕鉴于黄巾起义的教训,害怕下面的贫民利用宗教组织起来进行造反,便对早期道教采取了两手政策,一方面进行限制或镇压,另一方面又进行利用和改造,曹操将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一些神仙方士,如左慈、甘始、郄俭等,召集到身边,既可以谋求养生方术以延年,又可以防止他们鼓动老百姓造反,最后分化瓦解了当时的道教组织,使之陷于混乱。

隋文帝对道教采取怀柔政策,修建道观。隋炀帝杨广崇道更甚,在位时于长安为道教修建了10座道观,杨广还亲自召见茅山宗宗师王远知,并以帝王之尊,“亲执弟子之礼”,敕命于都城长安建玉清坛以处之。

北宋历代帝王承袭唐朝道儒释兼容和对道教崇奉扶植政策,宋真宗称赵氏始祖“九天司命保生天尊”赵玄郎下降于延恩殿,于是加封为“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”,次年虔诚加封老子为“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”,并行幸亳州太清宫,谒拜老子神像。

明朝正一道的政治地位居道教各派之首。早在朱元璋攻占南昌时,正一道第42代天师张正常就曾谴使拜谒,密告“符命”,与朱氏接上关系。明朝开国后,张正常于洪武元年入朝礼贺,明太祖封他为正一嗣教真人,赐银印,秩视二品。洪武五年,又敕令张氏永掌天下道教事,从此正一天师便上升为道教各派首领,其地位较元代正一天师统领江南道教更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