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五,均公田。公田,即职田,是北宋地方官定额收入之一,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。范仲淹认为,供给不均,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?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;没有发给职田的,按等级发给他们,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。然后,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;对那些违法的人,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。

其六,厚农桑,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。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,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,讲穷农田利害,兴修水利,大兴农利,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、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。

其七,修武备,即整治军备。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,充作京畿卫士,用来辅助正规军。这些卫士,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,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,寓兵于农,实施这一制度,可以节省给养之,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,再由各地仿照执行。

其八,推恩信,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。地方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,要依法从重处置。另外还要向各地派遣使臣,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。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。

政令不出某某地的传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,范仲淹这项改革可是千古而下都有深意的。你懂的。

其九,重命令,其十,减徭役,无需赘叙。

《条陈十事》写成后,立即呈送给宋仁宗。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,表示赞同,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。于是,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,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。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。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:官僚机构开始精简;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,受到重重限制;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,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,有特殊才干的人员,得到破格提拔;科举中,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;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。

范仲淹还主张,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,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,以提高行政效率。

改革的广度和深度。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。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,开始窃窃私议。御史台的官员中。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,说什么“江东三虎”、“山东四伥”。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,也遭到秘密的调查,并遇到许多麻烦。欧阳修等“四谏”,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,另换几名台官。但他们很快发现,台官背后,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。欧阳修本人,反被明升暗撤。离京出使河东。

庆历四年(公元1044年)仲夏时节,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。该案直接涉及的,是石介和富弼。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。石、富二位,更觉莫名其妙。但是,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;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。石介对此,矢口否认,富弼未及辩诬。先已惶恐不迭。其实,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。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、并被石介斥为“奸魅”时起,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。该婢临写之功,已非一日。此案一兴。蜚语四起。后来,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,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。

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,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,他开始动摇了,这时,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。政治危机,也大略消弭。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,已渐冷漠和淡释。富弼为了避嫌,请求出使边地。范仲淹也自知无趣,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。

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,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。但在实际执行中,他们却阳奉阴违。待到新政受挫,革新派遭诬,他们便立即转向。范、富离京之后,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,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;并通过台官,制造新的冤案,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。

庆历五年初,曾慷慨激昂,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,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,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。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,也先后纷纷取缔。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,依旧歌舞喧天。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,转瞬间付之流水。

吕布当年看了范仲淹这些改革,发现没有一条是错误的,若能按照这样去搞,至少能让北宋延长一百年的寿命,可惜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太强大了,连宋仁宗都抵抗不住。

吕布想到某个朝代连搞个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搞了好多年搞不成,某些人挂在嘴边的体制改革都流于空谈,足见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,很显然,在东汉末年,亦复如是。

还好吕布现在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,就可以如某些铁腕政治人物一样杀伐果断,锐意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。

不过眼下袁绍、袁术、陶谦、刘璋、刘备、曹操尚未剪除,大敌当前,并不适合推出太激进的改革。

吕布让华歆、王朗、田丰谨慎行事,只把那些中小世家的冗官庸吏子弟清除出去,那些会引起巨大反弹影响稳定的暂时搁置不处理,等外敌剪除干净了再动手不迟。

再说杀鸡给猴看,除了那些中小世家子弟,也会让那些大世家的子弟们老实一点!